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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近期公布的《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亚洲人群的超重与肥胖界定标准进行了调整,此举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在接受采访时,就新指南的意义及参考价值进行了阐述。

亚洲人群的体型特点与健康风险

体质指数(BMI)是衡量肥胖的常用指标,世界各国会根据地域人群的特征和疾病风险调整其标准。中国目前的标准是:健康成年人BMI介于18.5至24kg/m²之间;低于18.5kg/m²为体重过轻;24.0至28.0kg/m²为超重;28.0kg/m²及以上为肥胖。

而ADA新指南建议,亚洲人群BMI达到23kg/m²即视为体脂超标。若BMI介于23至27.5kg/m²且无腹部脂肪堆积,则为超重;BMI达到27.5kg/m²,或BMI介于23至27.5kg/m²但腰高比≥0.5,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则可诊断为肥胖。

张鹏指出,新指南的超重判定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接近,而肥胖判定标准则比中国现行标准更为严格,旨在提前干预。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亚洲人群BMI≥23kg/m²为超重,≥25kg/m²为肥胖;非亚洲人群的正常范围为18.5至25kg/m²,超重为25至30kg/m²,肥胖则为30kg/m²及以上。

关于为何亚洲人群的体重标准更显严苛,张鹏解释,除了东亚人骨架和体型相对较小外,研究表明,在相同BMI水平下,亚洲人脂肪比例更高,罹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显著高于西方人。即使移民至欧美,这种风险特征仍可能延续至后代。

张鹏提到,中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人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该标准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讨论。若继续沿用偏宽松的标准,部分BMI在24至27.9kg/m²之间的人群的真实健康风险可能被低估,从而错失早期干预的良机。因此,有专家提议采用更严格的标准,以实现更早期的预警和干预。

张鹏提醒,理解BMI标准时,不应将其视为绝对化的诊断界限。例如,新指南将BMI≥27.5kg/m²定为肥胖切点,但BMI为27.4kg/m²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BMI本质上是连续变量,其诊断切点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出的“拐点”,即在该数值附近,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会显著上升。然而,人体的健康风险是随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的,并非在切点处突然转变。因此,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

BMI正常不代表完全健康

体重秤上的数字和BMI值处于正常范围,是否就意味着体重健康?张鹏表示并非如此。BMI存在一个固有缺陷,即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因此,一些BMI正常甚至偏低,但体脂率超标的人群,即所谓的“隐形肥胖”,常常被忽视。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例如缺乏运动导致肌肉流失的老年人,体型纤细但腹部肥胖的中年人,或是肌肉量严重不足的年轻女性。尽管体重不高,他们可能已存在代谢风险。

为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新指南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新指南明确建议,对于亚洲人群,即使BMI介于23至27.5kg/m²之间,若腰高比≥0.5,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也应诊断为肥胖。张鹏指出,与单纯的BMI相比,腰围和腰高比更能准确地反映腹部脂肪堆积,即“中心性肥胖”,这种脂肪堆积在内脏周围,对代谢的危害极大。

据介绍,男性体脂率超过25%、女性超过30%即提示体脂超标。市面上的体脂秤易受饮食、饮水、出汗等因素影响,其具体数值不必过于在意,更应将其视为观察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

张鹏认为,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极大地细化了临床评估和肥胖分级,而非仅限于筛查标准。新指南将肥胖分为0至4级共五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清晰描述了健康风险,并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包括心理评分和身体功能等量化标准。

  • 0级:存在体脂超标,但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
  • 1级:出现亚临床风险,如临界高血糖,但尚未发展为疾病。
  • 2级: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属中度。
  • 3级:导致严重疾病,症状属重度。
  • 4级:导致终末期疾病,症状属极重度。

支撑这套分级系统的,是一套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医生不仅需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史、家族史、心理状况,还会评估其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睡眠质量、社会生活环境等,并全面筛查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疾病、抑郁焦虑等肥胖合并症。

张鹏表示,肥胖治疗不能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指令,因为患者短期内难以意识到肥胖的危险,执行起来有难度。医生需要与患者“讨价还价”,在最优方案和患者实际能力之间达成折中方案B。肥胖管理追求的并非理论上的最优,而是患者能够切实执行并坚持的路径。

体重管理是终身课题

张鹏强调,新指南将肥胖定义为一种异质性慢性疾病,为肥胖的系统、持续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异质性,是指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涉及遗传、代谢、心理、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

普通人应如何进行体重管理?张鹏介绍,医学界倡导“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理念,将体重管理视为贯穿一生的必修课,如同管理血压和血糖。

  • 对于消瘦人群(BMI<18.5),体重管理目标是增肌而非增重,关键在于提高优质蛋白摄入,并通过合理锻炼增强肌肉。
  • 对于体重正常人群,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前提下,追求“肌肉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的体态,这比维持一个简单的体重数字更有意义。
  • 超重人群需要启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运动量应在国家推荐标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基础上增加至少50%;每日热量摄入需在正常水平基础上减少400至600千卡,这是阻止其发展为肥胖症的关键。
  • 对于已达肥胖标准者,若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无效,应及时寻求医学治疗。轻度肥胖(BMI28—32.5)可考虑用药;中度肥胖(BMI32.5—37.5)应积极用药;重度肥胖(BMI超过37.5)则往往需要手术治疗。

张鹏指出,现实中,极重度肥胖者常因身体负担重、心理自卑而不愿外出,难以获得关注。他强调,必须纠正社会对肥胖者的误解——过度进食和缺乏活动并非简单的“懒惰”或“不自律”,而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许多患者胃部长期扩张,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不自觉地选择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不应遭受歧视。只有摘下道德审判的有色眼镜,才能真正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减重之路。

“减肥最好一次成功”

张鹏表示,现代医学认识到,对于已达肥胖标准者,“管住嘴、迈开腿”仅是基础,无法独立解决根本问题。体重增长并非匀速线性,而更像一场拉锯战,常在长期僵持后出现大幅波动。体重管理是一个连续、动态的监测过程,不应等到体重发生剧烈变化后再仓促补救。

尤其需要警惕可能导致体重在连续曲线上突然跃升的关键时期,如断奶期、青春期、大学入学、初入职场、结婚、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部环境剧变的时期,体重最易失控。

张鹏强调,当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时,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提醒必须及时“刹车”,避免其沿着连续曲线滑向疾病。

张鹏曾接诊一位患者,10年前体重为200斤。10年间,他成功减肥10次,每次减重超过30斤,但10年后体重却达到了300斤。这一案例令人触目惊心。

张鹏解释,这源于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每次大幅减重,身体会误以为进入“饥荒危机”,一旦放松管控,体重便迅速反弹,并倾向于储存更多脂肪以备下一次“危机”。更糟的是,减重过程中脂肪与肌肉一同流失,而反弹时若未进行力量训练,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特别是危害极大的内脏脂肪。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可能使单纯性脂肪肝迅速恶化为肝炎、肝纤维化,也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糖尿病。由此形成“越减越重、越减越肥、越减越病”的恶性循环。

因此,张鹏强调,减肥最好一次成功,切忌反复。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肥胖本身。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真正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而非孤注一掷地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迅速恢复旧习。

链接:减肥药能否成功瘦身?

张鹏表示,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且存在不良反应,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效果因人而异,不能视为“万能神药”。减肥药主要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脂肪吸收、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辅助减少热量摄入,从而实现减重。但它只能辅助“管住嘴”,无法替代“迈开腿”。若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不配合适度运动,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

一个普遍的困境是,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但停药后体重往往迅速反弹,这是当前药物治疗面临的最大挑战。一项覆盖38万人的研究显示,用药3年后,受试者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在临床上,减重未达5%通常被视为无效减重。这意味着,在现实中,真正依靠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少之又少。

临床试验数据亮眼,但现实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全程支持;而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往往独自用药,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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